回首我这一生，从复旦大学的校园到北京第九研究所，再到镇江的师范课堂，身份与环境几经变迁，但为国奉献、教书育人的心从来没变过。

北上：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选择

1960年，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。那时的我以为，自己会在复旦的讲台与书斋中平静地度过一生。1963年初，一纸调令改变了我的命运——中央组织部从全国高校抽调128名科研人员，调入北京第九研究所开展核武器研究制造工作。坦白说，当时我有些犹豫：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，既担心寒冬气候难以适应，又不舍熟悉的校园学术氛围。然而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，即便当时我还不是党员，也应当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。

研究所的生活，与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截然不同。在那里，保密是最基本的要求，生活区与办公区域设有岗哨，进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。我们一年有12天探亲假，但需要提前审批。那时的计算机在中科院计算所，体积庞大，运算速度却远不及如今的一台普通电脑。一个复杂模型往往要反复推演数十遍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尽管条件艰苦，研究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却都全神贯注、孜孜以求。1964年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，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：激动、紧张、兴奋交织在一起，那种为国奉献的自豪感和成就感，是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的。那段岁月，让我深深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，也真切感受到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的光荣。

转折： 从核武器研究到师范教育

1978年，因家庭原因，我调回镇江的申请得到了批准。当时恰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复校重建，急需教师，组织上安排我到数学系任教。但由于到岗较晚，数学课表已排满，我被安排去物理系教新生高等数学。

那届学生很特殊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年龄从十八到三十六岁不等。他们中有知青、工人、农民，有的已是三个孩子的父母。虽然身份各异，但眼中对知识的渴望却是相同的。正因看到他们如此强烈的求知欲，我决定采用四川大学本科高等数学教材，习题选自苏联《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》，既是为了回应学生高涨的学习热情，也是为了给他们奠定坚实的数理基础。

在教学方法上，我延续了在复旦求学时老师们的授课方式，不带教案，只用两支粉笔，边讲边写，直到下课铃响。除了上课，我每周两次到晚自习教室为学生答疑。我希望把从我的老师那里感受到的严谨与关爱，继续传递给我的学生。尤其想到我面对的是未来的教师，我常觉得，如果他们能把这些带到将来的课堂上，影响更多的孩子，那或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传承。

传承： 从耕耘到守望

得益于组织的信任与培养，我先后担任了系主任、副校长、校长等职务。在任期间，我与同事们一起，重点围绕改善校舍条件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开展工作。

初到学校时，办学条件确实比较艰苦：教学楼陈旧待修，实验设备亟待更新，师资力量也相对薄弱。这些困难是当时许多高校都面临的共性问题。为此，我和同事们齐心协力，一方面积极向上级反映学校的实际情况，争取更多支持；另一方面精打细算，力求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。

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，学校陆续新建了教学楼、图书馆和实验楼，并添置了一批教学仪器。同时，学校也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注重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。经过几年建设，整体办学水平有了明显提升，在全国师范专科学校中脱颖而出。

在管理方面，我们尝试推进“四化”建设：目标化、规范化、数字化、程序化。我们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优化职称评审机制，推行教学科研成果公开公示，鼓励教师参与各项评议……这些探索得到了老师们的理解和支持。在荣誉分配上，我始终认为应该多向一线教师倾斜。记得一次“人民教师”评优，我推荐了张有德老师。他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多年，这份荣誉理应属于像他这样默默奉献的教师。

有人说一些要求过于严格，但我始终认为，教育事关学生的成长和未来，必须严谨细致、恪守标准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无愧于学生的期待，不辜负家长的信任。

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一届届学生成长成才，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，其中有不少已成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。每逢教师节，收到学生从各地发来的问候，听他们分享自己的育人故事，这份温暖，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去年我因病住院，躺在病床上回想这一生：从江南水乡到北京九所，再回到镇江教书，我虽然经历了几次转折，但很庆幸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和科研这条道路。这一路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，不是担任过什么职务，而是影响过一些年轻人的成长；不是发表过多少论文，而是为教育事业培养过些许人才。这正是我一生最珍视的财富。

（作者为原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；本文由作者口述，本报记者郑礼月整理成稿）